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引导下，同时也为了适应企业转型战略的需要，运营商们正在农村进行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信息服务实践。“信息田园”、“农技114”、“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农信通”、“农业新时空”等针对农村需求的业务迅速发展。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地服务“三农”的信息平台有2400多个，信息平台注册农户达到2700多万户，为各地农村提供的形式多样的服务种类达到7万多种，各类农村各类涉农互联网站已经超过6000个。

然而，中国社科院电子商务研究室主任荆林波认为，这些成就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农村信息服务完全不同于运营商以往取得成功的领域，在这里，运营商必须主动出击并让利，帮助农民跨越最初的“数字鸿沟”，然后在此基础上，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

“数字鸿沟”是一道坎

通信产业报：很多运营商向我们反映，目前城乡市场在信息化业务的需求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消除？

荆林波：在我国，“数字差距”成为“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和脑体差距”之后的又一个新的差距，并且“数字差距”在过去的三大差距影响下，表现得更为明显。以城乡间的“数字鸿沟”的比较来看，农村地区完全成为了“数字边缘化”地区。在中国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

我们不应忽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按照通常的理解，数字鸿沟是指由于对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的差异以及网络技术应用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无法共享信息和先进知识，这些信息落差、信息不对称、知识阻断必然导致贫富分化问题。即可理解为信息化的差异。

从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1.62亿网民中，城镇网民占到几乎8成(76.9%)，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还只是5.1%。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尽管目前城乡结构差异还比较大，但差距已经在逐步缩小。

我认为，要发展农村信息化，必须先提升农村信息化教育水平，如果不发展远程教育，向农民捐赠软件和廉价电脑，并教育人们使用的方法，这一数字鸿沟将无法真正被跨越。

破除“最后一公里”障碍

通信产业报：能否具体谈一下，您认为应如何打破农民对信息的陌生与隔阂呢？

荆林波：我们可采取不同方法，彻底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可依靠新媒体——网络媒体，还可借助传统媒体，包括报纸、刊物、广播与电视，利用现有的通信手段，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信息传播体系。应当考虑在贫困地区，通过免除农民有线电视费，来提高电视传播能力。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许多农户无力交付有线电视10元的月租费，电视机主要用来放录像。当前，国家已对电信运营商放开了IPTV的运营，固网电信运营上在推进农村互联网普及的同时，也可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对农村用户提供免费的IPTV业务。

而要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需着重处理如下问题：适合地方情形的内容和背景，确保信息来源和陈述方式适当；增强现有系统，加强而不是取代现有通信渠道；处理多样性问题，满足男女、青年和其他贫困团体不同的信息和通信需要；能力建设，加强机构和人民团体提供适当内容和获得更广泛信息的能力；获得和赋予能力，确保信息惠及贫困者并赋予其力量，同时使他们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加强伙伴关系和参与，在社区、组织和部门之间建立横向和纵向联系，加强共有意识；切合实际的技术方针，建立加强现有结构、便于推广和利用全部现有媒体的可持续系统；成本和资金可持续性，评价适当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内容并为其提供资金，在边远地区尤应如此。

在解决网络问题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应用终端现存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支持千元左右的“普及型电脑”的开发。据中国工程学院倪光南院士的研究，在我国研制千元左右的普及型电脑的时机已成熟。目前，国内唯一需要突破的就是显示器的低成本问题，如果通过自主创新，可开发出适合市场需求的低成本产品，那么，未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将可以享受到数字文明，这对整个国家的消费将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样，还有AMD、INTEL等PC上游芯片厂商也都推出了百元笔记本及百元PC计划。而PC厂商联想于去年8月推出了价格覆盖1499元至2999元的系列农村电脑，并向信息产业部捐赠了2008台电脑，以助力推广农村信息化。

通信产业报：请您从政府推进的角度谈谈，应如何帮助农村实施信息化建设？
　　
荆林波：一国政府是助推信息化的主推手。作为信息化建设中最重要的一点，在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防止政府失效。市场的形成有其固有的经济规律，人为地建设市场，有可能违背市场形成的基本规律，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事倍功半。我们过去搞经济建设过程中多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要防止政府失效，要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

A·O·克鲁格在《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失效”》一文中指出：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政府在提供“社会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然而经济学家的绝大多数分析集中在政府的第二种作用，即补偿“市场失效”。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这方面的活动特别多，从而使其经济不仅在发展程度而且在形式上区别于工业发达国家。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投资分配起主导作用，控制经济的“制高点”，此外还要进行干预，以便补偿市场失效。确实，有些经济学家把“发展经济学”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异之处在于市场不起作用。事实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明显地不能运作，陷入泥潭之中。无论是否存在市场失效，大多数有识之士的结论是：存在着大量政府失效。有一点在许多国家是毋庸置疑的：政府失效远远大于市场失效。

综合系统工程

通信产业报：防止“政府失效”，是否就意味着需要运营商带动社会各方的参与，以形成有利的市场环境？

荆林波：我们认为，首先要让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数字鸿沟问题，把传统的扶贫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信息扶贫”上来，积极推进“信福工程”。其次，地方上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贵州省农经网的做法，充分利用现有的气象设备，构建农村综合经济信息网络。同时，进一步加强网络建设，扩大和完善天地一体化的通信网络，充分利用地形和技术，把固定、移动、卫星通信网有机结合起来，使电信网对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全覆盖。

而且我们也可以期待正在筹备中的全国通信普遍服务基金。经济学家胡鞍钢建议以运营商电信收入的一定比例(如5%—10%之间)进行征收，作为通信普遍服务基金。按照公共预算制度，作为非税收收入纳入中央预算管理，“专款专用”，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授权批准使用。这个建议十分中肯，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通信产业报：此普遍基金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保证其实施的长效性？

荆林波：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即使按照5%的比例征收，到2009年时也累计了数千亿元，对解决中国的信息差距、为农民提供通信普遍服务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次，也是一个“信息财富”转移支付的模式，它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信息资源”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从“信息富人”向“信息穷人”或“信息无缘者”的转移。再者，还是一个“促进竞争、公平竞争”的模式，促使各运营商必须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压缩开支。既可以取消对某些运营商的优惠政策，又减少政府的各类补贴。

在推广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宣传典型事例，提高农民利用信息致富的能力，培育农民的信息搜集、过滤、加工、利用能力。利用现有的中小学教学设备，建立远程培训中心，对某些有一定文化基础、有一定经营能力的农户进行重点培训，帮助他们借助信息网络，开拓眼界，寻求新的商机。

与此同时，构建一套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建立健全农村信息化相关制度，应当倡导“领导挂帅、责任到人、长期考核、制度保障”，使其运作能够规范化，保证其连续性。

链接　信福工程

“信福工程”是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和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精神，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发掘农村消费潜力，使公共服务更多地覆盖农村和农民，商务部决定开展的新农村商务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它以切实为农民带来实际效益和提高农民商务信息化能力为目标。以农村基层商务信息化服务建设为重点，以公共服务方式向农民提供商务信息服务。

“信福工程”为运营商提供了避免在农村信息化中孤军奋战的合作模式。